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