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