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