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３０个年头。如何让改革开放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往前走，再上新台阶，必须解放思想，形成科学的改革观。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自觉地认识到，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改革者本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改革者而享受不被改革的豁免权。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我们的改革者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在这里，人民群众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１３亿全体中国人民。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最大多数，绝对不是个别的群体、个别的集团和少数人。
一部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宏伟事业都是在不断的解放思想中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解放思想作为不断取得进步的法宝。因而，一讲到解放思想，我们很多的同志就往往把它当成一种政治要求来理解和服从。这种认识不为错，但不够全面。解放思想固然是一种政治要求，但同时、甚至更为根本的，是思想与实践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与客观必然。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实践指向与现实意蕴。
事变时移：
解放思想的客观必然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都承认，任何思想与理论总是建立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观念性反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思想理论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性。可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受其指导和影响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演进中。于是，思想理论的“独立性”、“能动性”与时代变化、实践演进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构成了解放思想的逻辑必然。
虽然，从社会发展的长过程来看，这并不会引发根本矛盾，也不会产生根本对立。毕竟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想理论最终会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改变自己而与社会实践相统一。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在特定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会出现以下一些情形，使得这种统一面临着很现实的障碍。
首先，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敢改”。如果某一思想曾被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往往容易被神圣化，导致对其“不敢改”。像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容置疑，不论做什么事先问一问姓“社”姓“资”是政治正确的标志。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这些思想已经越来越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作为指导思想的神圣地位总让人不敢对其提出质疑。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勇气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幕，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顺应时代变化，反映实践要求的改革开放政策，恐怕还不知要拖多长时间。
其次，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愿改”。任何思想背后都有着利益的支撑，某一特定的思想理论在其占统治地位时期，肯定会相应产生特定的利益，形成特定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出于对其已获利益的维护，自然不愿意让那种支持其获利的思想退出历史舞台，自然要想方设法维持其既有地位。像这些年来，一些同志形成了急功近利、饮鸩止渴的发展理念，全然不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劳动者福利漠视给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片面地追求ＧＤＰ，给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但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给一些发展者或者小团体带来眼前的利益，所以总是不愿意改变这种发展观念。
再次，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知道要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任何认识都只是相对真理，但这些相对真理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显现出绝对真理的成分而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绝对真理。这些所谓的“绝对真理”往往会以传统或者是常识的面目出现，传统以其强大的惯性，常识以其深层的无意识都使得人容易忘记了它的相对性，在“从来如此”，“大家都如此”的氛围中，对已经发生的时代变化、实践变化不敏感而导致“不知道要改”。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比如出于对既得利益获得而不愿意改的人，他并不会公开表露自己不愿意改的真实想法，而是或者“拉大旗作虎皮”，把那些有益于自己的行为与做法给上纲上线到神圣的层面让大家不敢去改，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夸大其合理性，隐藏其不合理性，让大家意识不到需要改。
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使思想符合时代与实践实际的种种障碍，这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甚至需要有所作为地通过解放思想来求得思想与时代实践的统一。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勇气，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讲话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基础，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以更大的勇气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思想。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
解放思想，顾名思义，一定要敢于质疑，敢于超越，勇于从旧思想、旧观念、旧做法中走出来，打破僵化，挣脱束缚。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这一点是解放思想最起码的前提。
但是在对既有的思想进行变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变革更多的是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这是因为不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某一社会存在，它都有着自身的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正所谓变中有不变。也就是说解放思想不能只看到“变”，看不到“不变”；只看到“必须变”，看不到“不能变”。
我们以中国社会变迁为例。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实现小康，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日益分化凸现。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判断来说，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标志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相当的转换，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理当顺应发展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毫不迟疑地改变过去的那种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思路、新的路径积极应对这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在当代中国发展思想创新上取得新突破。
可同时，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一定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这就意味着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我们可以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涵，可以不断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可以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可以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须臾不能丢，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与时俱进，但同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又要求我们必须守住根本。当我们强调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什么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与统一的认识，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集团都有可能将自己不喜欢、不乐意、不接受的东西都装进这一个筐中而理直气壮地丢弃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创造新鲜经验与发扬革命传统并不矛盾。
这种对解放思想既看到“变”，又看到“不变”，既看到“必须变”，又看到“不能变”的要求，正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做到解放思想而不割断历史，与时俱进而不丢掉根本，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正确地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一论断科学地阐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科学发展：
解放思想的现实意蕴
邓小平同志曾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地强调：“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证明着这一光辉思想，也在不断实践着这一光辉思想。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新的建设、新的实践又在呼唤着解放思想。对当代中国来说，解放思想最直接的现实意蕴就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全过程。
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发展，也只有发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崛起与繁荣，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也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不科学，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面对当代中国发展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今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把科学发展要求全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环节，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中。像经济建设再也不能走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劳动低收益的路子；再不能饮鸩止渴进行泡沫政绩建设、形象工程建设和数字游戏建设，而要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做到又好又快；政治建设要旗帜鲜明地确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理念，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社会的“不同”确实多起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面对这诸多的不同，我们很多的社会管理者一时还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一种恐惧心态，在应对中要么如临大敌，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实，我们本不必如此。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有道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由于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我们都要、也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我们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就动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别要反对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过分的要求以及对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跳出过去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模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３０个年头。如何让改革开放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往前走，再上新台阶，必须解放思想，形成科学的改革观。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自觉地认识到，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改革者本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改革者而享受不被改革的豁免权。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我们的改革者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在这里，人民群众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１３亿全体中国人民。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最大多数，绝对不是个别的群体、个别的集团和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