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注意在国家取得进步、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让人民能够分摊利益，将人民与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吕元礼
新加坡足可引以为豪的是“和谐社会”。李光耀说：“身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换句话说：一、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二、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彼此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的财富；三、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四、经济能取得增长，社会能够取得进步；五、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不断获得改善；六、统治者和人民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七、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消闲、音乐、文化和艺术设备；人民有信仰和宗教自由，能过充实的知识生活。”今天，要建设和谐深圳，就必须学习新加坡的和谐之道。
不Ａ不Ｂ：寻求竞争力与凝聚力之间的平衡点
Ａ与Ｂ是对立着的两个极端。不Ａ不Ｂ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互相节制：不要左，也不要右；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李光耀曾以阴阳太极图为例，将阴的符号代表平等合作的凝聚力，将阳的符号代表争强好胜的竞争力。阴性代表平等，越多阴性，国家就越团结；而阳性代表竞争，越多阳性，表现就越积极。但是，阴与阳都不能过度，而必须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过多的阴，也就是过多的平等，会导致全面的工作不力，表现欠佳。另一方面，过多的阳会带来高度表现，但却必须付出代价：人民没有一种国家团结意识。因此，每个国家必须取得一个平衡点，即介于维持凝聚力和维护竞争力之间的平衡点。
为此，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新加坡是个论功行赏的社会，谁的能力强，谁努力工作，谁的表现好，谁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这就像一场经济长跑，那些训练有素、能力高、精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会得到更大的奖励。李光耀指出，人生有如一场马拉松赛，那是一个永远无休止的竞赛，你跑完一条终线，另一条接踵而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第一，……而这就是事实，人们必须面对。如果你仍说“人人平等”，无论你能否完成（竞赛），那你就永远不能塑造一个马拉松冠军。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又注意避免“赢家通吃”所导致的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竞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就会打击落后者再接再厉的士气，进而造成社会普通成员的不满乃至社会动乱，并最终影响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走出“赢家通吃”的格局，新加坡政府制订了“人生赛跑”的如下规则：“只要我们的经济保持高增长，那么，我国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不论在赛跑中排名多少，都会得到一份努力奖。就算他跑最后，也会得到一份安慰奖。但是，他一定要跑完整个赛程，不能半途放弃。”
由于注意保持“阴”与“阳”的平衡，新加坡社会的利益分配就被某位人民行动党议员表述为一种“坐飞机的安排”：飞机里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不论你坐哪一个等级，你都同样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新加坡航空公司也不会派一个比较不漂亮的空姐去经济舱服务。更重要的是，大家也会同时安全地抵达目的地，至于谁坐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大家可以量力而行。这位人民行动党议员将经济舱比喻为政府组屋，商务舱比喻为公寓，头等舱比喻为私人别墅。他相信，当时间进入下一个世纪，新加坡实现“新愿２１”的理想时，就像新航将所有乘客安全地同时送抵目的地一样，全体新加坡人——无论是住在组屋、公寓或私人别墅，都能从中受惠。
亦Ａ亦Ｂ：劳、资、政共乘一条船
Ａ与Ｂ分别代表矛盾不同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相反相成。在处理劳与资、劳与政的关系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相互之间的共生双赢。
一方面，执政之初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要求劳方向资方作出让步。李光耀指出，当年许下的让工人过上好生活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点，新加坡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将雇主比作下金蛋的鹅，并告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因为新加坡需要这些金蛋。１９６８年７月，为了克服英国驻军即将撤走而带来的失业与可能出现的经济不景气前景，新加坡政府颁布了雇佣法和劳资关系修正法，要求劳工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雇佣法颁布以后，使劳工的罢工权受到限制，更使罢工造成的损失日数大幅度减少。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３年，新加坡不仅渡过了英军撤走后的经济危机，而且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也要求资方向劳方作出让步。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特别强调让普通民众公平地分享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李光耀将“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视为新加坡政府“建国经验”中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如果从工作和进步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益，没有公平地让全体人民分享，就不会得到他们全心全意的合作与参与。因此，垄断群体努力所得的成果，只供享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专门享受，或更糟的是，让他们去炫耀享受，但却剥夺许许多多有贡献的工人所应得的利益，那是新加坡政府从来不能容忍和必须尽力克服的想像。应该承认，劳方与资方或穷人与富人之间存在着收入或结果的不平等，但不是机会和人格的不平等。而且，这种收入或结果的不平等，也是一种开放性不平等，即二者可以相互流动，如穷人通过努力也可以变为富人，富人因为好逸恶劳也可能变为穷人；而不是封闭性不平等，即二者不能相互流动，如劳方的子孙尽管百般努力也永远是“苦力”，资方的子孙即使好逸恶劳也永远是“贵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一大优势在于没有牢不可破的阶级区分。社会流动性是新加坡成功的半个秘诀：穷人可以白手起家，富人也可能倾家荡产。社会有流动性，就不会互相仇视敌对。当然，这不是说仇恨不能制造。因此，新加坡不能把社会分级——所有富人与成功者的后代都念特殊的学校，养成说话带一种特别的腔调。英国工人仇视管理人员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口音成为身份的烙印；你即使赚１００万英镑，也是个下等人，因为口音改不了。英国工人痛恨这种事，他们借罢工发泄怨气。但是，在新加坡，不论父亲的财富、背景、地位如何，任何人都可以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由于新加坡政府注意在国家取得进步、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让人民能够分摊利益，并通过实现居者有其屋和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将人民与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新加坡人从而达成如下共识：大家共乘一条船。劳工、经营者和政府都必须把这条船稳定下来。
Ａ中有Ｂ：“两体一心一条命”
对立不同的Ａ与Ｂ相互包含，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新加坡人认为，新加坡就像一个连体婴，一边名为“新加坡经济”，一边则叫“新加坡社会”，“两体一心一条命”。因此，只要任何一体陷入困境，另一边也就难免遭殃。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说，新加坡经济的头脑，整天在想如何加强经济竞争力；新加坡社会脑海所想的，是如何加强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两者之间非常了解，他们两个一条心、一条命。如果新加坡经济不能够生存下去，新加坡社会也无法求存；如果新加坡社会无法长期生存，新加坡经济也活不了。为此，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与经济的相互扶持、相互关怀。例如，在“非典”肆虐期间，“新加坡经济”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无法站起身来。这时候，“新加坡社会”运用民间坚强的凝聚力，结果把“新加坡经济”扶持起来。之后，当“新加坡经济”康复了，“新加坡社会”却因失业率上升而患上“感冒”。这时候，“新加坡经济”便拨款设立社区关怀基金，结果把“新加坡社会”的“感冒”减轻。正是通过“新加坡社会”与“新加坡经济”的一路相互扶持、相互关怀，新加坡这个连婴体才会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