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经济增长模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一部人类社会的经济史证明，经济增长模式通常是随着资源约束状况的改变而改变的。

粗放经营的概念最初是针对农业领域而言的，相当于广种薄收，是资源约束的改变使得最初的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马克思的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人们最初所以会选择粗放经营，是因为土地并不稀缺，土地的产权也没有最终确定。马克思写道：“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的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完全无须使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马克思举例说，在西部大草原进行耕种之所以能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这种土地对耕种者来说不需要花费什么，或者只花很少的费用。也就是说，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粗放经营是理性的，是最有绩效的。

然而，粗放经营毕竟向集约经营转化了，转化的原因正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是稀缺的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与土地资源的稀缺相比较，此时的资本和技术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变得相对充裕。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稀缺的瓶颈，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即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改善耕作技术，提升耕作效果。

资源约束变迁使得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十八世纪西欧和东亚由于资源约束状况的改变而引发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变迁。十八世纪以前的西欧和东亚，经济发展水平大抵相当，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毋庸置疑，此后西欧则由于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模式使得其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西欧改变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东亚继续沿着劳动密集型的路径前进呢？原因依然在于资源约束状况。据考察，随着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应用，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条件使得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的强调，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相反，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虑对劳动的节约，东亚需要节约的是土地和资本，因而没有改变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任何冲动。

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最终的增长效果差别甚大呢？关键在于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风格和功能不同。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增长模式其基本风格是技术创新，追求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着力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进而把知识、技术本身作为商品，批量化地大规模生产，并且大规模地应用于经济实践，从而使产业结构不断提升，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以人口众多，而不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是一种着重于经济总量而并非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人均增长量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其总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劳动投入量而不是生产力的质的突破。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最初的经济发展也是以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基点的。我们得到了发展、赢得了积累，但随之而来的是产品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甚至连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核心的知识产权并不属于我们，只是用便宜的劳动力进行成熟的工艺序列的简单加工。利润中的大部分分配给了知识产权，劳动加工只挣得相当低微的加工利润。在企业的国际并购中，我们用的是辛辛苦苦挣得的硬通货，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用得更多的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中，我们处于生产链的下端。与此同时，我们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都比较突出，初始的资源约束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应对资源约束状况的变化，当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验的时候，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李义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