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不仅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还将获得变革的动力、发展的能量。 记者 周红声 摄

深圳在大胆实践中突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此时党和国家内部面临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后的艰难局面，外部面对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颓势。于是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如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导入现代市场经济，如何突破自我封闭与世界经济接轨等新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尤其在一个拥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十几亿人口、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里，要进行一场如此巨大、深刻而又前所未有的变革，不确定性和迷茫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或“先试而后行”成唯一选择。“经济特区”就是因应这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这反映在其酝酿、决策与成长的全过程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创办特区的设想：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深圳等第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沿海经济特区开始“起航”。特区建设过程中更是一路充满着“先行先试”，如试办工业园区、试引外商外资、试行工程招标、试发超产奖励（蛇口４分钱奖金风波）、试托（管）人事档案、试拍国有土地、试推商品住宅、试行物业管理、试办商业银行、试搞股票市场等。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时曾这样谈及试验的“真谛”：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既是实验就要不断地检视过程、评价结果、纠正偏差和总结推广。为此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８４年１月专程南下踏勘：“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５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考察的结论令人鼓舞，特区的初步实验结果和经验得到中央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不仅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将特区誉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随后开放范围扩大到１４个沿海城市并新设了一批作为“准特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又相继启动了海南特区和浦东新区。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接下来深圳的改革开放实验持续推进和深化，又促成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春天的再度莅临，特区的实验成果与改革开放经验被很快推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