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社会风云变化，而位于深圳一侧的香港沙头角新楼街这个小小的集市，却集结了金行、米铺、西饼店、咖啡馆、药店等等，物产丰盛，人声鼎沸。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天色未明，街市已开始热闹。海边的渔民，深圳的、香港沙头角的，将深夜捕获的鱼虾，都拉到街市拍卖：一箩筐或一担，卖鱼者亮出底价，然后众多鱼贩子喊价，价高者得之。这种拍卖鱼市场宛如现在的拍卖市场。竞拍到鱼后，鱼贩子再将鱼拉到香港长沙湾街市零售。

    鱼市过后，新楼街便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繁忙的时刻。各商铺陆续开门，街头也摆满各种摊档，卖日用品的，打谷的，人流如鲫，一片繁荣。前来赶集的，除了当地的，还有来自深圳及其他地方的市民。

    “那时的米铺，白花花的大米一直堆到天花板。”麦建生回忆说。

    中午时分，街道尽头的码头开始繁忙起来，许多拉着满船稻草的轮船从深圳驶来，一靠岸，买卖双方便在码头上交易开来。当时，香港的赛马会已经风行一时，稻草都是用来做赛马的粮草。

    到了下午，街市又改头换面，变成了卖蔬菜、柴火的市场。当地农民把自家种的菜挑到街市上卖给菜贩子，菜贩子又将菜拉到长沙湾去卖；深圳农民也将木柴挑到这里卖，再换回需要的日用品。

    总之，这条短短的街市，每天如同一个舞台上的戏子，踩着时点，换上不同的行头，唱出不同的戏文。每一出，都那么生动、热闹，而生机勃勃。

    而这个时候，内地又是另一番天地：公社、生产队、大锅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凭着各种各样的粮票、布票等，井井有条地分配着社会上短缺的物资。沙头角虽然看起来热闹，但它毕竟只是个小集市，物资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更何况，深圳的物价要比香港这边便宜。

    “那时，新楼街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深圳拉过来卖的，内地人还将杜仲等中药拉到香港沙头角卖，香港人又将收购来的药材转运到台湾等地；在深圳的亲戚还把肉票送给我，我便到深圳买便宜的猪肉；在深圳理发也很便宜，所以我们都常到深圳去理发。但是，香港也有很多便宜货，比如衣服、布料，等等。因此，有不少内地人尤其是深圳人，拿着从内地收购来的银元到香港变卖，２０多块钱的一个银元能卖到１００多块钱。然后，这些人又拿着港币从香港换回布料、鞋等日用品甚至黑白电视机等电器。”麦建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