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英街未形成之前，很多沙头角人买东西都要翻山越岭去深圳“趁墟”，交通很不方便；１８２０年后，沙头角墟在沙头角镇内横头街建墟，１８９９年沙头角勘界后，有少量店铺迁到新楼街，当时出现了西饼屋、咖啡馆；上世纪初，广九铁路开通，香港和深圳地区的货物进出大为方便；到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香港开通了从新界粉岭到沙头角的小火车，沙头角这个边贸小镇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很快出现了鸦片馆、妓院、赌场、当铺和客栈，每逢墟日，这里也是门庭若市，深圳、惠阳一带的乡民也纷至沓来。

    “我经常穿梭于深港之间的墟市，在做两地边贸生意，一直做到前几年。”黄富说。

    记者没想到的是，黄富老人经商从贾的人生，不是理所当然的“子承父业”，而是以“投笔从戎”开始，因参军不成，却因此与东江纵队结下不解之缘，专门为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从香港采购布料、药材、纸墨等紧缺物资，也因此成为东江游击队的秘密一员，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丧命。

    新中国成立后，辗转商场的黄富去了英国做生意，这一做，就是３０年。抗美援朝期间，他又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国外购买大量麦克风送到朝鲜战场。

    思绪拉近到上个世纪７０年代，黄富的记忆变得轻快多了。他说，当时他经常到深圳墟，去逛街，去参加深圳的物资交流会，“深圳沙井蠔很出名，商人们组织了商会，从深圳采购生蠔、蠔干、油、糖、花生等农副产品，将它们运往香港，又从香港购回纺织品、日用品、化工产品等物资，再运销到各地。沙头角设立禁区后，由于来往受到一定限制，我要送糖给亲戚朋友，只能将糖溶化在水里，并装在茶壶里送过去。”

    改革开放后，深圳、香港两地的交往日益频繁、多元化起来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黄富还代理了天津的鸭梨、川贝、竹笋、人参精、五加皮酒等，把这些东西带到英国交易，一直做了２０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