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这种论调出来，总是令中国人为难。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有着热切的愿望。但为了维护别人的言论自由，就要自己闭嘴，却很让许多中国人不满和困惑——别人有诅咒我的自由，我为什么没有反诅咒的自由？为了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自觉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面对莎朗·斯通时的困惑，甚至成为言论自由本身面对的悖论和困惑。

    而我以为，我们是时候走出这样的悖论和困惑——在中国人民与莎朗·斯通之间，或其他任何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

    以我的理解，对言论自由的追求，目的仅限于约束行政、法律等公权力对个人言论权力的侵害和剥夺。离开行政、法律的强制，言论便无约束；无约束便无所谓自由，因此，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自然也无所谓言论自由。

    以莎朗·斯通与中国人的言语冲突为例：莎朗·斯通大放厥词，这是她的自由；中国人气不过，反过来骂她，这是中国人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没有谁失去了言论自由。即使中国人民的反击算是一种压力，莎朗·斯通也完全有选择的自由，扛不住道歉是她的自由，死扛着不道歉，还是她的自由。只要中国人不入禀法院，其对莎朗·斯通的所有反击，都只是双方的“自由搏击”。即使中国人入禀法院，在法院对莎朗·斯通的言论做出限制之前，她的言论自由依然没有受到任何侵犯和限制。因为法院的判决，也是基于法律对言论自由边界的界定——任何国家的法律里，都有这样的界定——同样不会侵犯到她老人家的“合法权力”。

    行政等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确实严重存在，但与此事无关，与此类事无关。

    需要担心的，是所谓“多数人暴政”对少数人言论自由的侵犯。舆论暴力确实会以一种“拟公权力”的方式，对部分人的言论自由构成伤害，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精英分子最恐怖的梦魇之一。但这件事远没有深奥到这种程度，中国人对莎朗·斯通的反击，既不是“多数人暴政”，也无涉舆论暴力，而是一群人被辱骂后的正常反应。如果连这样的反应也要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受到限制，那言论自由就堕落成了恶人的护身符。（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