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讯 改革开放的30年里，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得益于思想解放。在计划经济的桎梏关锁面前，邓小平曾经用“积重难返” 来概括前进步履的沉重，用 “杀开一条血路”这样充满悲壮色彩的号召来表述我们所面临的荆棘丛生。但是，广东就是从那个沉闷、迷惘、躁动、徘徊的历史阶段中挣脱了思想观念的镣铐，异军突起，从而以勇敢的创新和飞速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广东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许多方面先行一步，拥有许多首创和成功的经验。比如农贸产品价格的放开，比如创办经济特区，又比如产权制度改革的“靓女先嫁”……

    为了避免与旧体制、旧观念在公开的层面发生冲突，营造广东经济发展的有利氛围，以保证改革开放实验顺利进行，广东人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求实”因素发挥到极致，创造了“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先干后说”等低调处世的原则。当遭遇外界强有力的批评之时，广东人甚至提出要“夹着尾巴做人”。广东人历来就讲求实际，民间有说法：穿出去的东西是给别人看的，吃下去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立场和姿态，更是鲜明、丰富了广东文化中的“求实”内涵，创造了20世纪末的广东风格，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品性基础。由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务实”就作为广东的经验之谈而成为整个中国对广东人的概括和赞赏，也成为广东人自己的骄傲。

    但是，任何价值观念都不免有时代局限。当年，广东的“务实”之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吻合，是对虚夸时代的反拨，是社会从政治至上转向经济为先的需要，是破解计划经济困局的良药。广东以务实精神顺应了历史的大转折，迅速而成功地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可今天已经与昨日大不相同，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大视野，可持续发展需要全局性眼光，与当年的“三来一补”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需要重新审视。如果我们还在低层次、工具层面的“务实”中耽溺，就很可能要为过去所累，以致堕入走火入魔的境地。所谓真理越过半步就是谬误，过于执著于某种理念很可能就是偏颇的开始。

    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流于市场崇拜，将一切都简化为数学方程式，均以投入产出的标准来衡量和决策。眼光短浅，易于满足。大鸡吃小米，得到一点是一点，拘泥于简单的得失，因而没有辽阔的视野和远大的志向，没有大跨度的时空观念。缺乏延伸和深化的理念，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性思考，缺乏协同发展的心胸和气度，有时甚至变得急功近利。在评价自己时，常常见物不见人，注重看得见的繁华表象，忽略深层次的隐忧。

    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缺乏全局的意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如果只有狭窄的局部利益观，只注重很实在的细节，只能看见很具体、很直观的因果关系，就不可能纵横捭阖，不可能有大气势，不可能真正地做大做强。由于当年曾经从“夹着尾巴做人”的行为方式中得到过一些好处，许多广东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常常将目光停留在经济领域，习惯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主建设的进程等缺乏应有的兴趣。

    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谨小慎微，缺乏开拓的精神，特别担忧和害怕失败。当遇到形势不够明朗的时候，总是采取保守甚至退缩的姿态，宁愿错失机遇，不敢迎上一步。没有激情飞扬，没有冒险气魄，没有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艰难险阻的大无畏拓荒勇气。站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患得患失，力求平稳，小富则安，并且常常以“务实”作为借口，来掩盖自己不思进取的怯懦。

    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疏于思想理论的探讨和总结，以“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作为遁词，津津乐道于“夹着尾巴做人”而忽视调查研究，尽量避免思想交锋，影响了深层次探讨的环境，以致理论创新乏力。不少人甘心于过去那种“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的理论缺席状态，偏重本能，忽略理性，陶醉于不按常理出牌而崇尚经验主义，对社会已有的发展成就关注不够，欠缺学习热情。

    过度沉湎于“务实”的危害尤其体现在文化建设方面。将经济视为看得见的实效，将文化等同虚应故事，用经济学的投入产出计算方法，用简单的、直接的得失观甚至数学模式去搞建设文化，或者过度强调文化建设的市场运作成分，就会缺少大手笔，显然不利于文化的长远发展。文化建设只看“实”不行，还需要虚实结合看发展。目前，广东的文化建设水平在许多方面——包括软件和硬件——均落后于一些兄弟省市，这与广东人的沉湎于“务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一直以思想观念的开放扮演着领风气之先的角色。今天，广东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盛，但是它在思想观念方面还能给中国贡献什么？难道依然是“务实”这么简单的一以贯之？广东的解放思想究竟从哪里入手，我想，应该是破一破“务实”这个迷局的时候了。毕竟，时代已经变了，虽然“务实”依旧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应该梳理其内涵，不能再沉湎其中。（徐南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