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啊，你要用功读书，挣钱不容易！”一位父亲专注地在汇款单上留言。

    常常可以看到工业区附近的邮局或银行大厅里打工者排队的长龙，他们自己仅留下一点点生活费，将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

    肩负着改变贫困家庭的重任，带着家人的希望，我们出门打工了。我们辛辛苦苦工作，挣到了钱心就飞到了邮局，赶紧把钱寄回老家。于是，常常可以看到工业区附近的邮局或银行大厅里打工者排队的长龙。

    很多年过去了，父辈打工者大都回家继续操持农活，新生一代仍在深圳这片土地上寻觅。

    老一代打工族：

    一张汇款单承载全家希望

    廖叔现在只能帮老板看看工地了。他说，干一点是一点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是个苦命人。86年，他刚结婚，老婆还怀着孩子，跟父亲吵了一架就出来了。父亲有6个孩子，全家八口人住在两间土砖房内。

    凭着湖南人的勤奋，第一个月他就在广州一个石场赚了60元。而当时乡干部的工资也就32元。捧着那60元钱，他哭了。“一家人一年都见不到这么多钱。”他寄了50元回去，是寄给父亲的。从此，寄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张张汇款单记叙了他和家人近20年的时光。

    在家里兄妹中，廖叔是老大，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5个兄妹日益长大，生活费、学费、结婚、建房，都要他支援。老婆也给他一连生下3个女儿，负担日益加重。

    廖叔说，打工是给他们这一代人的一条活路，要不然，不知哪座青山早埋人。

    在广州三年，他落下一个肺结核病。在深圳松岗，他从三层楼上摔下来，伤了腰椎，从此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工地上闲逛，干点杂活。廖叔说，现在孩子们大了，也在深圳打工，但都不太听话，随他们去。

    新生代打工族：

    寄钱回家尽孝心

    来深一年多的陈红（化名）是陕西人。前年，她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但是父亲说，将来大学毕业也是打工，还不如早点出去吧，于是她来到了深圳。时至今日，陈红还保留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她每天的工作是在生产电子秤的流水线上，把上一个工位做好的半成品“放到炉子里烤一下”，交给下一个工位。她的工资是底薪加计件，如果不加班每月能够挣到600多元，如果卖力干，最高能拿到1500元。

    陕西的老家只剩母亲一人，父亲和弟弟也出来打工了。陈红说妈妈不要她寄钱回去。不过，她偶尔会寄点钱回去，尽一下孝心。大多数时候是在深圳挣多少花多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记者问：“你一个人怎么能花掉这么多钱呢？”陈红说不知道。

    “不知道”，是陈红最多的回答。问她将来怎么打算——不知道；工作之外最想干什么——不知道。

    陈红现在很开心，生活完全没有问题。陈红说，即使再在深圳干一年，还会拿计件工资。

    汇款单变迁的思考

    据统计，全国范围的劳务工总数已经达到了1.5亿，其中象陈红一样的“新生代”劳务工为1.2亿。突然之间，“新生代”已经成为劳务工中的主流。

    廖叔的汇款单如此厚重，他们那一代打工者大部分都把钱寄回去了。“新生代”会给家里寄钱吗？据了解，大部分女孩可能还会寄一点，男孩大都不寄钱了。

    70年代以前出生的劳务工，穿着方面很朴素，非常节俭；新生代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什么区别。只有当开口的时候，他们会有点怯生生、焦躁和不安。

    一工厂负责人说，新生代基本都初中毕业了，一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他们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一个农村家庭通常只有一两个孩子。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很多老板都抱怨说，现在的工人难管理，动不动就跳槽。而且新生代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

    有研究者指出，所谓的吃苦能力差，是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而且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一点点提升。“民工荒”就和提升的“底线”大有关系。